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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在國教授做客第861期社科大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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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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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下午,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安徽省“皖江學者”特聘教授、安徽省首批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徐在國教授應邀做客文學院,在逸夫樓106報告廳作了題為“談新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的學術報告。講座由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帶頭人張金霞教授主持,文學院退休教授吳慶峰、文學院副院長李建平教授、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部分教師,齊魯文化研究院部分教師以及眾多研究生到場聆聽報告。



徐教授的報告內容主要包含兩部分,一是新出土的陶文資料研究,二是“安大簡”《詩經》的整理和研究。

所謂“新出”,主要是指王恩田先生的《陶文圖錄》(2006年)出版后新出土的古陶文,以及一部分未被《陶文圖錄》收錄和漏收的。按時代大致分為:商代陶文、西周陶文、戰國陶文、秦陶文和漢陶文。徐在國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幾張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劉家莊北地制陶作坊遺址出土的殷商陶拍(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圖片。戰國陶文數量最多,按照國別又可分為燕陶文、三晉陶文、楚陶文、秦陶文和齊陶文等。目前已經發現的楚陶文數量最少。

徐在國教授重點講解了山東的兩處陶文。2002年4月,山東省新泰市第一中學在校園內擴建音樂樓,挖土打地基,李欽利先生發現了陶文。在最后的挖掘中,共撿出陶片1000余片,其中有文字者和少量只有印痕確系陶文者共227片,加上私人藏39片,總計266片。這些陶文絕大多數都是齊國官量陶文。《陶文圖錄》收集的3000余件齊國陶文中,官量陶文僅有區區80余件,這次發現的齊國官量陶文數量遠遠超過了自同治十一年(1872)陳簠齋首次發現齊國官量陶文至今共一百四十余年來發現的總和,堪稱齊國陶文的重大發現。據新泰市博物館原館長馬培林先生告知:“新泰縣城周圍陶文發現有五處。縣城內三處:計一中、西南關、南關;縣城外二處:縣城南中洛溝和城西南西周兩處。”可見戰國時代新泰窯址應該不少,有官窯的,也有民窯的。

除新泰外,山東省沂水縣城南亦有大量陶文發現。沂水陶文的特點有二:一是絕大多數為刻畫陶文,也有鈐印陶文,但數量極少;二是絕大多數為官府量器陶文。沂水陶文是典型的戰國時期齊國陶文,其內容極為重要,尤其是立事者的名字,見于齊國青銅器銘文、璽印、臨淄陶文、新泰陶文及其他地方出土的齊國文字,可以互相比對。

關于“安大簡”《詩經》的整理和研究,徐在國教授從“安大簡”的基本情況、內容和意義幾個方面進行了介紹。

“安大簡”入藏于2015年1月,經清洗整理,共有1167個編號。竹簡總體狀況良好,字跡清晰。經北京大學文物鑒定中心碳14檢測,竹簡的年代約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間,屬于戰國早中期。2016年,安徽大學組織多個單位對竹簡實物進行了觀察鑒定。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根據這批竹簡的形制、文字特點和風格、簡文內容等方面綜合判斷,安徽大學藏簡呈現出典型的戰國楚簡面貌。主要內容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文獻,涉及史學、經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其中有關楚史的竹簡不僅數量較大,而且簡文內容豐富、系統,有些可與傳世文獻互證,有些可補歷史記載的缺失。《詩經》簡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時代最早、數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詩經》文本,將會對《詩經》研究帶來重大影響。“安大簡”是繼“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之后出土先秦珍稀文獻的又一次重大發現,為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字研究提供了新的寶貴資料,對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具有重大的價值。

關于楚史部分,記載楚史內容的“安大簡”有440多支,不僅數量較大,而且簡文內容豐富、系統。從楚先祖“顓頊生老童”一直到春秋楚惠王時代的“白公起禍”,簡文記載了楚先祖及熊麗以下至惠王時期各王的終立更替和重大歷史事件。楚的原始祖先是“五帝”之一顓頊的兒子老童,老童名字的由來沒有人知道,但是“安大簡”不僅記錄了“顓頊生老童”,而且還描寫說這個老童生下來是滿頭白發,像個小老頭兒。顓頊卜知這個滿頭白發的嬰兒將會子孫繁衍興旺,于是喜出望外,就給他起名叫老童。“安大簡”還揭示了季連就是前些年考古新材料中多次出現的一個人,叫穴熊。穴熊在《史記》里又稱鬻熊,季連與穴熊、鬻熊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寫法,這樣,“安大簡”的出土就解決了這個學術界長期的困惑。

《詩經》簡完簡長48.5cm、寬0.6cm,三道編繩,每簡27至38字不等。簡背有劃痕,簡首尾留白,簡面下部有編號。經初步清理,實際存簡93支。簡文內容為《詩經》國風部分,共存《詩》57篇(含殘篇)。新發現的簡本國風只涉及六國,根據簡文記錄和實際查驗,存詩58篇,包括《周南》11篇、《召南》14篇、《秦》10篇、《侯》6篇、《墉》7篇、《魏》(《唐》)10篇。其中《侯》與《魏》、《魏》與《唐》還存在著比較復雜的關系。簡本同一國風各篇連抄,一篇完成后,在簡的右側書一小墨塊作為分篇標志,接著抄下一篇。

簡本是戰國時期《詩經》面貌的真實記錄,為《詩經》文本歷史面貌的揭示和流傳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證據,對經學史、文學史的研究都具有極其重大的價值。簡本《詩經》保存的大量異文,為解決《詩經》訓釋中的難題和古文字中疑難字的解決提供了可能,也為古文字中已有的考釋成果提供了佐證,因而對古文獻學、古文字學和漢語史的研究彌足珍貴。簡本與《毛詩》相對照異文特別豐富。僅以《關雎》為例,異文如下:“雎”作“疋”,“在”作“才”,“洲”作“州”,“窈窕”作“要翟”,“荇”作“苀”,“寤”作“俉”,“寐”作“寑”,“服”作“伓”……簡本與《毛詩》的異文關系有三種:一是通假,二是異體,三是同義。

另有諸子類,這組簡輯錄孔子的言論,每條皆以“仲尼曰”引出。簡文保存的孔子言論,只有幾條見于今本《論語》和《禮記》等書所引,文字也不完全相同。楚辭類,第一篇簡文內容是舜的兩個妃子對舜的懷念,當是楚辭的佚篇。簡文中出現的地名“蒼梧”和“沅、澧、湘”等水名可以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另一篇首句曰“善而莫吾知”,表達了作者對信義德善的堅持,與《離騷》表現的憂憤之情頗為相似。相面類,關于“相面”的竹簡共有22枚,內容為根據女子身體特點和面相做出的預測。

在交流互動環節,文學院退休教授吳慶峰就出土文獻的價值做了總結。吳教授指出,做任何學術都需要資料,史料的價值是很大的。通過看竹簡上的文字,我們知道了韋編三絕的到底是怎樣的,知道“關關雎鳩”的“關”從“門”,但組成疊音詞以后便指鳥鳴,“窈窕”現在講是連綿詞,和竹簡中“腰”的講法不一樣等等……這都透露出很重要的信息。如今古文字的出土資料越來越多,是很好的機遇,運用二重證據法,我們可以考釋出很多新知識。



齊魯文化研究院張磊老師表示十分關注“安大簡”,文字、文化、文明,是一體的格局,不論陶還是竹簡都是一體化的文化,是一個共同體,這一切非常有意義。

徐教授對于竹簡的科普問題作出回答,自從“安大簡”發布后,社會媒體有較高的關注,面向普通群眾普及竹簡知識應當是很重要的,可以考慮采取相應措施。徐教授還對“清華簡”中《楚居》部分的注釋作出解答,“安大簡”中的許多內容可以補其注釋之不足,兩者應當互相對照。關于《詩經》的流傳,徐教授認為《詩經》有定本,如“安大簡”第一篇就是《關雎》,可以和現在對照,然而具體是不是孔子刪詩,還是有爭議的,“安大簡”中涉及孔子的東西比較多,許多歷史事件不見于史書記載,因而可以豐富史料。

1925年王國維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運用新出土的文獻材料,對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學來說,其意義不容置疑。今后我們研究者應該更加密切注視出土文獻,拓寬研究的范圍。

 



徐在國,山東新泰人,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山東大學文學院兼職特聘教授;安徽省“皖江學者”特聘教授;安徽省首批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徽學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文字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是古文字學,側重于戰國文字和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出版專著8部,合著7部,發表本專業論文100余篇。主持及參與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多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字發展通史”(子項目負責人)、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重大科技工程項目——“中華字庫”第5包(負責“陶文、磚瓦文、傳鈔古文”)、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的整理與研究》(子項目負責人);主持2016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安徽大學藏戰國楚簡〈詩經〉的整理和研究》。

 

供稿審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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