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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教授做客第862期社科大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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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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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上午,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二級教授、國際儒學會副會長、江蘇文脈工程特聘專家周群教授應邀做客文學院,在教學三樓3134會議室作了題為“陽明學與晚明文學思潮”的學術報告。講座由陳元鋒教授主持,文學院院長孫書文教授、古代文學教研室部分教師以及眾多研究生到場聆聽報告。



周群教授從晚明文學革新思潮的產生背景出發,對陽明學派與文人論佛之關系進行了闡述。前七子領袖李夢陽與王陽明相比較,前者倡導復古,后者鼓吹心學。處于同一時代背景之下的二人,文學思想卻大相徑庭,原因何在?這是由于處于晚明文學思潮之下的文人們的身份不再單一,往往身處思想、學術、文學之間,不僅僅是單純的文人。王陽明入仕時間晚于李夢陽,其身世也更為坎坷。在昏君佞臣的時代,王陽明被下詔入獄幾近喪命。歷經九死一生后,于龍場悟道,始開心學之端,后因泰州學派的傳播而風行天下。

周群教授引用《袁宏道評點徐文長集序》中所言:“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為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其中提到的王世貞、湯顯祖、徐渭、袁宏道四人都是晚明文學思潮的代表人物。晚明時期實現了學術思想與文學思想的同步,晚明文學思潮就是陽明學說在文壇上的拓展與流行。圍繞此論點,周群教授進而闡釋了晚明文人與王陽明及其后學之關系。

作為晚明文學思潮的代表人物徐渭,曾師事王門的王畿、季本,其學術思想與文學革新的理論也深受兩人的影響。其中自然本色論與王畿的思想形異而實同,師心與師古的統一兼法王、季,師法唐宋派是與承續王門完全一致的,徐渭的文學思想對晚明文學思潮具有先導之功。

李卓吾作為晚明文學思潮中極具個性的文人,其學說也是王學的發展與承續。王龍溪、羅近溪并稱“二溪”,“二溪”是王門后學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人都主張良知現成、不學不慮而自得,對李卓吾“童心說”的影響至為明顯。羅近溪“赤子良心”之論是“童心說”的直接理論源頭。羅近溪“貴身”與李卓吾論“私”意蘊相通。王龍溪多講先天正心,對道德的正面闡論并不多見,而對傳統道德理念的突破正是李卓吾所要關注的理論重點。李卓吾的思想是晚明文學思潮興起的重要基點。

陽明學對文學革新亦有理論支持意義。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最為人熟知的“至情說”更多地包蘊了儒學的“性情論”的內容。不難看出,作為羅近溪的弟子,湯顯祖重自然、重真情的“至情”思想,與羅近溪的講求“生生之仁”的思想門徑是極為相近的;“公安三袁”中成就最高的袁宏道,亦是泰州學派的繼承者。袁宏道曾與李贄有密切往來,李贄對袁宏道贈有“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之句,可見二人在文論思想上具有共通性。

周群教授進一步論述了文學之士與陽明學派的高漲與解體之間的關系。文學之士將陽明學說運用到文學作品中,是陽明學與文學之間的交融,這一舉動無疑對陽明學風行天下具有推動作用。但同時,身兼文學之士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文學思想與最原始的陽明學思想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這也是陽明學“漸失其傳”的重要原因。陽明學說的推動與解體之間的二異關系共同構成了晚明文學思潮的獨特風景——學說、思想、文學之間的交融與互動。周群教授認為,晚明文學思潮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陽明學說在文壇上的拓展與流行。

在交流互動環節,文學院古代文學教研室劉靖淵副教授就晚明文人創作與生活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討論。文人的學術表達與其生活是相互滲透的,文人的書信往來、學術辯論中所流露出來的信息,往往與其生活相當貼近,從中能看到他們真性情的流露;就劉洪強副教授“陽明心學對《牡丹亭》的具體影響”這一問題,周群教授認為,《牡丹亭》中所呈現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其他作品相比,是更加注重“情”之作用的,情可以使之生,亦可使之死,這與心學的影響密切相關。可以通過與同時代作品之間存在的細微差異去體會。劉英波副教授就陽明學說在北方地區的存在狀態問題與周群教授進行了探討。陽明學派盛行于浙江紹興與江西等地帶,在北方的流行程度低但確實存在。陽明學派在北方主要以講會的形式呈現,流行程度也與當地文人的接受程度與當地政策息息相關。

孫書文院長由周群教授的講座內容生發,認為首先要做到在知人論世。知世、知思而論文學。知世,如徐渭,作為一個詩文書畫戲劇兼佳的全才型文人,我們要了解他的《水墨牡丹圖》。他的作品用筆放縱,水墨之中呈現富貴之相,通過氣格剛健而風韻嫵媚的畫作我們可以看到徐渭的才情和對生活感受力。還可以讀讀他的《進白鹿表》,“乃知麋鹿之群,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茲以往,其壽無疆”。知思,要了解文脈。研究晚明的文學思潮,要了解晚明處于亂世,是天崩地坼的時代,也是出狂人的時代。同時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文學藝術在文化中處于什么位置,而文學的學術研究又占據什么樣的位置。文學是非道德的,不關社會風化。文學作品的藝術水準與其社會接受度并不相稱。例如《平凡的世界》社會接受度很高,為眾人津津樂道,但是在藝術水準上并不叫好。孫書文教授最后援引對徐渭的三個評價:徐渭自評“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袁宏道評“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也”;陶望齡評“宏道以為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其言太過。望齡以為文長負才性,惟不能謹防節目,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成其為文長而已,是則平心之論也”,鼓勵同學們要多讀書,更要形成自己的思考。



講座結束后,陳元鋒教授對周群教授的到來再次表示熱烈歡迎,高度肯定本次講座的濃厚學術氛圍和學術價值。陳元鋒教授指出,周群教授由陽明學說所傳遞出的學術、思想、文學之間的同互共振之理念,為我們打開了晚明時期文壇思潮的窗口,使我們得以窺見其中一景,為古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周群,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二級教授,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泰州學派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晚明美學思潮學術背景研究”、“江南地域文化的歷史演進”等項目。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及思想史研究。著有《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袁宏道評傳》《劉基評傳》等書。

 

供稿審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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